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提升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生活质量方面展现巨大潜力，但也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挑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经济学家樊纲指出，AI已展现出多方面的能力：不仅能够进行文学创作，还能辅助人类进行复杂的分析判断与科研创新，显著加速知识生产的进程。在体力劳动领域，机器人技术正逐步替代繁重、单调的劳作，并向无人驾驶、无人救援乃至无人战争等复杂场景扩展。他强调，这种替代并非简单的劳动力置换，而是伴随着效率、精度和产品质量的全面提升，为改善人类生活条件提供了可能。
樊纲同时强调，技术进步必然伴随冲击，最直接的担忧是失业问题。AI大规模替代人类劳动，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结构紧张，甚至出现少数人操控技术而多数人失业的极端情形。这可能引发社会总需求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失衡，加剧经济波动。他进一步提出更深层次的忧虑：当大部分劳动被替代后，人的价值如何体现？人类能力会否退化？人工智能是否存在最终发展为超级智能并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
回顾历史，樊纲指出，机器替代人并非新鲜事。从工业革命至今，技术性失业的担忧始终存在，但长期来看，全球就业岗位总量并未减少，反而持续增加。他认为，技术革命在摧毁旧岗位的同时，会催生新产业和就业形态。一个显著变化是社会总劳动时间以更短工时的形式分配给了更多劳动者，而闲暇增长又催生了服务业新需求。此外，技术替代将人类从有害劳动中解放，整体生活质量和寿命得到提升。这表明，从长期看，技术进步的整体效应是积极的。
面对转型期的阵痛，樊纲建议，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社会再分配对受影响群体进行补偿。针对极端假设，他提到有人提出“基本国民收入”的构想，但他更强调“智力保障”的重要性，即通过培训、再教育和终身学习，使劳动者掌握运用新技术的能力，这比单纯提供收入支持更为根本。
针对“AI将使经济学失效”的观点，樊纲予以反驳。他回顾历史指出，类似“计算机计划经济”或“互联网消灭库存论”的预言最终都未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问题的核心并非信息处理技术，而在于人类经济行为中固有的“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错误决策，而有限理性则使预期错误难以避免，从而引发经济波动。因此，樊纲强调，AI或许能替代经济学家的工作，但经济学的底层逻辑与智慧——即对人类行为模式、利益冲突和市场机制的深刻理解——仍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未来由AI参与社会经济管理，它也必须学习和遵循这些基本原理。
樊纲进一步指出，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处理个人、企业与公共利益的复杂关系。当代经济学的前沿议题已聚焦于贫富差距、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公共问题，而人工智能的治理本身已成为其中最紧迫的议题之一，关乎全球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他建议，应对这一挑战需跨学科合作和全球协同治理。正如核技术等强大技术得以初步管控，依靠的是国际共识与协作。樊纲认为，通过确立正确的规则和导向，人类能够引导AI向“更聪明”且“更人道”的方向发展，将其培养成增进全社会福祉的积极力量。
以下是发言演讲实录：
大家知道春节的时候互相问候拜年，今年我说我让DeepSeek给我写首诗，我就输入几个关键词，一分钟左右就传来了辞藻华丽、意境优美，而且很完整，平仄都是对的。我得承认这个诗我写不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我说它已经比我强。它不仅仅能够文学创作，它还帮助我们做各种分析，帮助我们进行科研创新。它什么时候能够自主创新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现在人类有它的辅助，我们加快了创新的进程，这是人的智力活动。
与此同时，随着各种技术的发展，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最终会取得最大成就的是机器人领域。机器人又在替代着我们的很多体力劳动。现在有很多无人车间也不需要灯，也不需要窗户，黑灯状态下机器人就把很多事情做了。机器人首先替代的就是那些繁重的、单调的、枯燥的那些劳作，那是最容易被替代的。然后是什么？无人驾驶、无人抢险、无人救援，更重要的是无人战争，而且人工智能在改变着战争的形态。因此，方方面面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类，而这个替代不是简单的平移，替代的过程中包括着效率的提高、精确度的提高，使得产品质量更加提高，使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人工智能确实值得我们去认真地对待。
前面讲的这些人工智能能做什么、能替代什么、能为我们做什么好事，紧接着问题就是它会带来哪些冲击、带来哪些问题？
很显然的一个问题就是失业。它能替代人了，那人做什么？失去了就业，收入差距可能拉大。有人现在甚至在设想或者在预言，将来的社会就没有中产阶级了，少数人在上面操控人工智能，多数人失业，这个社会关系就紧张了。
一方面是人工智能在加速发展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因为失业，大多数人的收入在减少，供求不平衡的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就会反复出现辉煌国际，经济的波动就会更加严重。在这个基础上，更多的利用新技术来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也会发生。
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了：人工智能替代了人，人干什么？人的能力会不会因此而退化？更严重的问题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最后发展到所谓的超级智能毁灭人类？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新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个人都努力去抓住风口，我们去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去盈利，我们去获得更大的利益。我们经济学者、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这个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跟在后面看看堵各种漏洞，解决各种问题。
而面对这些冲击，我们也不能把它停下来。有的人说了，我们既然面对这样的风险，我们是不是停一停、慢一慢？在激烈竞争的世界上，你慢下来别人再往前走，你只有坐上餐桌，你才有点菜的资格。所以我们只能积极地去思考如何发展，同时积极地思考如何应对各种新的问题、新的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回归历史，每次新技术出现的时候最后会发生什么？其实机器替代人的这件事情历来都在发生。从250年前英国开始实现工业化，就开始了机器的发展，机器就在开始替代人。最早是珍妮纺织机、瓦特蒸汽机，然后开始替代工人，工人开始对这个趋势进行了砸机器的运动，还有个名字叫做卢德运动。现在我们又出现了新的卢德运动，叫做网络卢德运动（Cyber-Luddism）。好莱坞的剧作家协会组织抗议、组织游行，反对用人工智能创作剧本来代替剧作家们。
所以说这个过程历来有。但是这么多的新技术出现代替了人类，机器代替了人，后来发生了什么？250年来工业革命以后，我们的就业是减少了吗？还是增加了？我们的生活是变坏了还是变好了？大家可以想一想，1750年的时候，全世界7亿多人口，现在是80亿。总的来讲，就业一直在增长。
但是就业增长的背后发生的是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不断缩短。从一开始的比如说一个星期72小时，到后来的60小时，到后来的48小时、40小时，现在有些国家在谈论35小时，有些国家在谈论是不是一周只工作3天或者4天。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就业机会在增长，它把同样的就业的数量分摊到了更多人的头上，而每个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了，这样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的人数。而与此同时还会出现新的对就业的需求。新在什么地方？人的工作时间缩短，就是闲暇的时间增长，闲暇时间增长会产生新的需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各种服务业开始增长，服务业产生了大量的就业的需求，人们的就业相应也会增长。
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机器替代人，我们减少了很多对人体有害的一些工作，我们可以生活得更好，人们的寿命延长了。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我们寿命延长了很多，我们以前预期寿命是65年、70年，现在变成了80年、90年，以前的60年是不变的。总的来说，新技术的出现并没有使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实现、社会转型，很多人可能至少是短期的、临时的失业，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就需要社会保障体制发挥作用，通过社会再分配，使得受到损失的一些人得到一定的补偿。
现在有人在想象极端的情况：1%的人在操控人工智能体系，其他的99%的人都失业，怎么办？就是由国家给每个人发放国民基本收入。你工作不工作，就业不就业，都发给你一个基本的生活费，叫做基本国民收入。基本国民收入怎么来？就要通过对上面1%的人征税，征多少税呢？税率要达到98%、99%。就想象一个极端情况的这样一个社会保障体制、收入保障体制，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替代人的过程确实导致了大量失业的话，我们怎么办？
我起一个名字叫做“智力保障”。智力保障就是培训或者再培训、继续教育等等，使人们能够掌握人工智能的新技术。美国据说现在就在给中小企业家们办学习班，政府出钱，教他们如何运用人工智能。这种智能的保障可能比收入保障更重要，也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加快完善我们的社保体系，做好应对新的人工智能挑战的准备，是我们现在急需思考的问题。
讲到这些，我们还没有涉及到一些前面说到的利益冲突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最后会侵犯或者是损害我们人类大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这时候怎么办？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做出贡献？最近也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有了人工智能，经济学就没用了。有了人工智能，我们可以把这些变量都分析得很清楚，也就不会再出现大的波动了，经济会均衡发展，也就不需要人去做宏观调控、管理的事情。我说可能恰恰相反，越是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越是可能需要经济学作出贡献。
其实回顾起来，每一次有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说法，否定经济学的基本的逻辑。或者说有了新技术，我们可以搞计划经济了，否定市场；另一种就是有了新技术，我们可以不要管理了，市场可以万能了，一切都不需要政府的政策了。
两方面的例子：一个例子是计算机刚刚出现的时候，当时是波兰的经济学家叫兰格，发起了一个理论叫做“计算机计划经济”，说每天早上消费者也有计算机，生产者也有计算机，然后把各自的供给、需求、成本、价格等等都输入了电脑，然后在国家的计划局那儿进行匹配，实现供求均衡，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结果后来计算机越来越多，计划经济最后还是没有成功。一会讲他为什么没成功。
又一个典型案例，互联网高峰的时候、泡沫最大的时候，大家都认为风口正在非常旺盛的时候，有的人就说有了互联网，有了万物互联，宏观经济学没用了，因为它会使得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失去作用。什么变量？库存。库存是宏观经济当中的一个先行变量，它的变化会预示着需求和供给的变化关系：需求旺盛了，库存减少；需求减少了，库存增加。根据这种变化的趋势，我们就可以进行宏观政策的调节，是扩张还是收缩。但是他说什么？说现在我有了互联网，我可以严格地控制库存，使它的数量恒定，或者我完全消灭库存，我可以及时地补货，这个变量没有了，这个变量不变了，你这套理论就没用了。
经济学界对很多这种批判经济学的说法都不太在意，因为没有什么依据。但是说这个话的人原来是个经济学家，他是当时一个互联网设备公司的副总裁，他提出的理论有理有据，其实大家觉得值得思考，值得继续观察。但是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最后这个互联网设备公司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库存。
原因是什么？原因不在于你是不是有了计算机，原因不在于你是不是有了互联网，这些都是信息传递整理的工具。问题在于你输入到系统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在信息理论当中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叫信息不对称。你知道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你不知道。这时候就有人会首先是故意掩盖他所知道的信息，不告诉别人；更坏的是，他会编造假信息。
这些假信息、错误信息输入这个系统之后，它得出的结论也是错的。就像过去计划经济，如果对那些成本、价格、需求的信息都是错的话，最后资源配置是无效的，最后经济效率越来越低，最后走向负增长，走向经济的崩溃。是因为人的行为，是因为人的贪婪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发生。
后面互联网的事，你可以假定人们并没有互相欺骗，但是人们的能力是有局限的，特别是预期未来的能力。因为未来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他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因此他的预期就会发生错误。预期输入的系统，然后被各种信号再放大，最后导致泡沫，泡沫之后又导致了衰退，然后又预期低迷，又使得情况越来越恶化等等，都是人的预期的错误。所以不在于有没有信息技术，不在于有没有人工智能。
现在有人说了，有了人工智能，我们就不需要进行经济管理了。我说有了人工智能可能不需要经济学家了，但是不能没有经济学。人工智能如果将来有一天替代了人去管理这个社会，我说它也要学会经济学的基本的逻辑、底层架构，理解经济学思考问题的方法，才能够很好地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它可以没有经济学家，但是不能没有经济学，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除了以上说的这些之外，经济学最有用的还是什么？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特别是处理个人、个别企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经济学它研究的市场不仅仅有所谓的私人物品，它也有大量的公共品，有大量的外部性，有大量的公共利益问题。这些公共利益问题恰恰是我们每天都遇到的一些尖端的问题。那些私人物品的问题，产品怎么交易，我花多少钱，供求关系，私人产权的保护等等，发展民营企业，应该说都是200年前、100年前的问题了，我们很多理论都进行了论证了，这个没有什么新意了。
现在经济学的尖端问题，也就是说紧迫的问题，已经不是那些问题了，是公共利益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比如说我们世界贸易体系如何完善的问题，货币体系如何完善的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气候变暖问题，这些问题是经济学现在的尖端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公共利益问题。而现在在这些公共利益问题之上，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管控人工智能，因为它会关乎我们人类公共利益、人类未来的发展和生存的问题。
当然，经济学只是一种社会科学，它不能解释所有的社会科学的问题，特别是像人工智能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要和其他的社会学科的人一起来研究，还要和自然科学的人一起来研究，而且要有各个利益集团都能够整合起来，都能够共同地来研究这个问题，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的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他已经预言，我们现在人类已经有20%的可能性会被人工智能摧毁。他的方案是什么？他说我们可能无法不使人工智能获得毁灭人类的能力，但是我们能不能让它变得更聪明？我说我可以再加一句，让它变得更人道。通过我们的训练，通过我们的生成，使得它不去想毁灭人类，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这是可能的。我们有了核武器，但是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发生世界核大战；我们有了基因工程，这些技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生产出一个妖精来。这些都得益于人类的各个利益群体的共同的合作、共同的努力。在人工智能问题上，这个问题也是特别的重要。最近的人工智能大会宣布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我觉得是非常积极的一步。
所以新技术一定带来新问题。面对新问题，所有学科都要发展，经济学也要发展。但是我相信人类有足够的智慧，我们拥抱这些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拥抱这样的一个新生婴儿，但是我们应该有能力把它培养成一个好人，而不是一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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